越成功的男人对婚姻越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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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婚姻的第一次震撼是2007年，和朋友到美国拉斯维加斯。
这是个被很多电影和赌博、酗酒、犯罪联系起来的城市，在其中的一个5星级饭店餐厅中，我看到周围有不少年纪在40-50岁左右的夫妇，他们衣着低调而优雅，头发微微花白，脸上带着十分安逸的表情。显然，他们是专门来度假或是出席会议之后休息。
最近一桌，女人眼角已经有明显的皱纹，她右手端着一杯葡萄酒，左手和对面男士的手在白色的桌布上握在一起。交叠的两只手上，是两只因为岁月磨砺而颜色柔和的金色婚戒。
（《纽约，我爱你》电影剧照，配图为该片中展现的一个白发苍苍依然相伴的感人场景。）
朋友说，如果这是在中国的5星级饭店，那些拿着老板包的成功男士身边无一例外是年轻美貌，年龄比他们看起来小20岁，身高高出半头的女友。你看不到一对年纪相当的中年夫妇十指相扣，含情脉脉地吃一顿饭。假使他们还没有因为小三、小四离婚，也不会把白发之妻带到高尚场所来，这样多丢他们的面子啊！
后来，还遇到过一对银发苍苍、风姿绰约的老夫妇，他们的行动略有缓慢，但是彼此相望的目光幸福而绵长。和他们聊起来，先生说我们已经退休了。问他从前做什么工作，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连锁品牌Taco Bell带到加拿大，当然现在已经转手。”我说，那么你们的一生真的很成功啊，依然很帅的老头说：“我最成功的是和妻子一起幸福地走了45年，并养大了两个孩子。”
如果你认为这个成功观仅仅来自Taco Bell加拿大连锁创始人的话，我可以举出更多例子。因为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我工作过的两个大公司的高层，他们的妻子都是自己的“高中甜心”（High School Sweat Heart)。
一个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的前总裁Fred Green；一个是BC水利公司(BC Hydro)前总裁Bob Elton。这两个公司都在加拿大的CEO收入排行榜居于前20名，年薪百万还要加上股权，但他们的妻子却是高中时候的恋人。Bob Elton在公司内部大会时，可以公开拿自己的婚姻说事儿，大意就是，我和老婆结婚近30年了，其中的秘诀就是“交流”。在我们的公司工作环境中，重要的也是“沟通交流”。
毋庸置疑，大老板敢于标榜自己的婚姻说明：第一，一段白头偕老的婚姻是成功，并受普遍尊重的；第二，为自己加分，一个能够和高中恋人走到今天，且不论“年少时美丽的容颜”是不是还在，都证明了这个男人的责任感、忠诚度和坚定的信念；第三，在这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环境中，拿婚姻和公事并谈而不招人反感，这反映了社会价值。
这和美国总统每次选举都必然是一场“第一夫人”的竞选一样，当年的战斗英雄约翰·麦凯恩（John Sidney McCain III）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希拉里与奥巴马对抗的时候，他的二婚并不是一个加分项，尤其是以保守家庭价值著称的共和党。
前段时间，温哥华市长Gregor Robertson爆出和发妻离婚，并和中国歌星曲婉婷恋爱的新闻，引起小报一系列报道来追究他是不是出轨导致离婚。对此，选民振振有词：如果他不能够对自己婚姻的誓言保持忠诚，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对选民的承诺和就职宣誓的忠诚呢？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提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的研究者，他们花了5年时间研究已婚夫妇（绝大部分双方都工作），发现配偶有责任心的人表现更好，这是因为她们也同样表现在工作中。她说，世界属于有责任心的人。
苏格拉底说，追求正义就需要从公共生活转向私人生活。不管这是不是真理，这是一种从上至下随时被审视的价值观，或者说，正因为它是一个普世价值观，才会被选民们，公司的员工们所拿来要求自己的领袖。
【婚姻失败的成本】
我的一个加拿大朋友离过两次婚，当他再次准备迎娶一位新娘时，朋友们都劝告他：“你第一个妻子分走了你一半的财产，第二位妻子又分走了剩下一半的一半，如果这一次你再结婚又以离婚收场，那么你的退休金都只剩下1/8了。”虽然他还在继续赚钱，但是按照数学公式这几次离婚的成本就是这样计算的，这还包括他给前妻和孩子的赡养费和生活费。
婚真是结的起离不起，所以结婚，对西方男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关乎财富未来的大事。
按照加拿大BC省家庭法（Family Law)规定离婚时家庭财产分割的默认值为夫妻平分。只有在法庭认为平均分割家庭财产是极度不公平的情况下，才会做出不平均分割的判定。其中家庭财产包括：家庭住房、退休储蓄金、投资、银行存款、保险金、养老金、商业所得收益……涵盖了财富的所有可能性。离婚过程中双方都有权利在合理的前提下，要求对方提供过往财务往来细账，包括银行月结单等，以防止一方的财产被擅自转移。
如果你问普通加拿大男人对这条法律的理解，他们基本认为这是公平的，虽然有些家庭主妇婚后并不工作，在家里操持家务，抚养孩子，但是她们为这个家庭做了贡献，丈夫挣的每一分钱都有她的一半功劳。
在离婚分配财产的问题上，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差不多，虽然美国的每个州也都有各自的离婚法。相对而言，欧洲对婚姻中女性的保护更大。比如德国法律规定，老公工资每月按比例打入全职太太账户，老公要为全职太太做家务付工资。
按照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孩子在未成年前的抚养权属于母亲，而夫妻双方的房产通常由有孩子抚养权的人获得房屋居住权。在英国，女方在离婚时至少可获得50%的房产权；日本可无条件获得70%的房产权；在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离婚诉讼中，判给妻子的房产权几乎高达100%。
我想西方国家有关离婚的财产平分，以及支付家庭妇女（尤其是母亲）赡养费的法律规定，并不是要提高男性离婚，或者出轨成本，而是出于对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贡献和生儿育女的认可与保护。他们认可女性生儿育女的付出，尊重那些全职主妇的劳动，因为在教育和抚养孩子上，母亲通常担负着更重要的角色。
无疑，离婚成本对婚姻中的双方都起到了威慑作用，尤其是对男性因为他们绝大多数还是家庭的主要收入者。假如离婚，他们不但要面临妻离子散，同时还要面临严重的财产分割。所以，越有身份和事业的男性越不愿意离婚。
离婚成本的附加效应是有利于婚姻的。首先他们更尊重妻子，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他们会分担家务，或者请一个保姆，就是要对老婆好。其次，对待外遇会更加谨慎，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通常说：西方男人也有外遇，但是包养小三的基本没有。因为前一条，夫妻双方的地位平等，所以财务上也会相对透明。最后就是，当婚姻出现问题，大家都会极力挽救。
正常的情况下是，西方的中产阶级，一方说，我觉得我们之前出现问题了，或者我觉得在婚姻中不快乐了，夫妻会讨论如何解决。很多夫妇的第一步是去找婚姻辅导师，靠专业人士来帮助调节婚姻中遇到的问题。
虽然北美的离婚率一直高居不下，但实际上中产阶级和富人的离婚率有所下降，尤其是与相对贫困的人群来比较。《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有数据表明：以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美国人和至少接受了大专教育的人群比，在1990-1994年结婚的夫妇中，“离婚率分别为46%和16%，差距为30%。”
西方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中产的人们越怕离婚，反过来说，也越尊重女性，珍视婚姻。
【婚姻的马斯洛需求层次】
借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成名作《当我们讨论爱情时我们在讨论什么》的句式，当我们在讨论婚姻时我们在讨论什么？于我，是讨论一种社会价值观带来的婚姻价值观，讨论在这个价值观下的女性。
在一个“如何打小三”、“婚姻保卫战”这样题材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最为火热的社会，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焦虑感、不安全感恐怕高于其他焦虑。而尚未结婚的女性只要年过28岁，就被称为“剩女”甚至因为年纪渐长而被称为“黄金圣斗士”，受到整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至于年轻女性，则喊出“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整个中国有一半人——这些女性，都在为婚姻焦虑，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
（《蓝色情人节》电影剧照，影片讲述了一对夫妇在婚姻面临重大危机时的抉择。）
正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这样，将女人确定为‘他者’的男人就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比如喊出“宁可在宝马车里哭”的年轻女性就同谋了这种物化的爱情，乃至物化的婚姻。婚姻成为一种交换，用年轻美貌来换取富有的物质生活。
但年轻美貌会很快褪色，失去交换价值，在没有更多社会价值观支持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大部分女性在踏入婚姻的那一刻就开始焦虑如何保卫它，而不被更年轻漂亮的同性所取代。
那么为什么要结婚呢？你可以说为繁衍后代，为了生活中有一个情合意投的伴侣。
社会学家安德鲁·J·切尔林(Andrew J.Cherlin)和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所记载的，纵观美国历史，民众们共计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婚姻模式。
从美国建国到1850年左右是“制度化婚姻”(institutional marriage)时代，此时个体农户是最普遍的家庭形式，这意味着美国人对其婚姻的需求主要围绕着吃、住及免受暴力侵害等。“友伴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时代始于1850年前后，到1965年左右结束。这一阶段美国婚姻的中心越来越转向了追求爱与被爱等亲密情感和满足性生活的需求。从1965年左右至今，我们生活在“自我表达婚姻”(self-expressive marriage)的时代里。美国人日益注重起婚姻中的自我发达、自我尊重和个人成长。
也就是说婚姻模式伴随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人的不同需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菲克尔注意到“美国婚姻的历史恰好印证了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经典‘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最低层次的需求为生理健康，包括饮食需求等；其后的需求依次为安全感、爱和归属感、自尊直至自我实现。每一项需求的出现都依赖于前一个更基本的需求已得到满足”。
如果人类的需求和婚姻的关系合理，那么刚刚脱贫致富不久的中国，大部分人的需求是安全感，甚至更低——生理健康的需求。先富起来的一部人和掌握了权势的政府官员，即社会精英，并没有被要求责任感、忠诚度和个人信用值，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在婚姻的社会价值中起到楷模作用，反而背道而驰。他们宁可包养几个年轻美貌的小三，也不愿意面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和白发之妻好好面对。更多的女人和对婚姻的不忠诚度反而是他们炫耀成功的一种方式。
也许，要让中国的女性在婚姻中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安全感，需要这三个因素：社会价值观对婚姻的良性影响；法律对婚姻中弱势一方的保护；同时个人对爱情的需求从生理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每个人希望在婚姻中找到的是爱和归属感，是自尊乃至自我实现，不仅仅是物化的交换。
我很悲观，因为这些都需要时间，可能真要到我们能够自己选“第一夫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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